在福利完善的花园国度新加坡,艾滋病患身处在被漠视的角落;犯刑入监的病友,身体遭受禁锢,世人的目光彷佛也筑起高墙。在全新加坡上千个慈善团体中,慈济是少数不分种族、宗教,提供爱滋药物补助的单位;进而将《静思语》课程送入狱中,以爱为药疗愈身心。
一个让人多虑的初次见面
艾滋病患者礼貌的伸手向您表示谢意,有不到一秒钟的时间,您也许会对于是否该响应而犹疑,不过您旋即伸手回握,道出祝福;分别之后,仅管知道自己多虑,您还是张开双手检视是否有伤口,回想着方才近距离的对话,是否吃到对方的口水,就连发现手臂上一颗被蚊子叮出的肿包,您也忍不住多做联想。
「与艾滋病患者互动,并没有多数人想的那么不安全!」在慈济新加坡分会慈善组任职十五年的社工林祖慧神态自若的解释,从她不疾不徐的语气中,您找到一丝安定。
您惊觉,自己表面上对艾滋病患表示接纳,心中还是有犹疑和害怕,遑论要倾听他们的心事,陪伴他们面对生活中的艰难。
然而在新加坡,有一群志工与主流社会对艾滋病患的淡漠背道而驰,他们学习正确的艾滋病知识,走进小区和监狱陪伴艾滋病患。
身苦心苦 苍凉世路
今年(2014年)四十九岁的Lily(化名)住在新加坡的旧式组屋内,她是一个离婚十多年的妇女,是一个躁郁症的患者,同时也是位艾滋病患,一个前受刑人。
新加坡人主要受英语教育,将出狱的族群称为「前受刑人」(ex-convicts)。这个名词彷佛紧箍咒,每唤一次都像在提醒他们曾经被套牢的日子,若再加上「艾滋病患」的身分,际遇往往更为辛苦。
多年前,Lily在失婚后一蹶不振,开始吸毒逃避现实,四年前入狱并检查得知感染爱滋,即刻被隔离服刑,一天当中只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,几乎与世隔绝。她对艾滋病缺乏正确认知,常被漫天的流言吓得半死,她觉得吃药好像没用,担心自己会死在监狱里。
2011年出狱后,她无处可去又害怕受朋友影响再走回头路,寻求慈济等慈善团体的帮忙,也开始打工赚取零用。她察觉到自己的身体没有以前好,容易疲倦、沮丧;她笃信基督教却不敢再去教堂,耶稣的神情总像在为自己哭泣,每每令她自责不已;没有工作的她,最大的期待就是每周两次到狱中探望那位吸毒后会失控打她,让她曾经压力大到暴瘦十公斤的男友。
生活的寄托只剩下朝思暮想等着男友出狱回家,她说:「我跟他坦承自己得了爱滋,他说不在意,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。」
双重打击 险难过关
无独有偶,另一位印度裔男子Madan(化名)今年四十二岁,2011年到2014年间两度进出监狱,近一次出狱原本期待与女友聚首,后来才发现她早将家中值钱的东西带走不见人影。
在感情告终和经济短缺的双重打击之下,他几乎要绝望,想起在狱中,慈济志工的叮咛,他打电话向慈济求助,领取急难补助暂时撑过难关。
他目前与母亲同住,从事运输业。罹患艾滋病的关系,让他的视力有降低的趋势,偶尔身体不适无法上班,不知情的母亲总会指责他偷懒。
那天他与志工见面时孑然一身,手里握着一只旧式手机,手机桌面还是与前女友的甜蜜合照。直到分别,他的话还是很少,没有笑容。
多元种族 共同暗角
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在著作中写到: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」有几分道理。然而无论在何处,不幸的人受苦的原因尽管各不相同,模样都很相似;单单在新加坡,因艾滋病受苦的人就不只Lily和Madan。
位居东南亚的新加坡,融合多元种族,包括华人、马来西亚人、印度人等,2013年统计人口约五百四十多万,从1985年发现首宗艾滋病例累计至今,共有六千二百二十九名艾滋病患,大家都有同样难熬的历程。
他们要调适自身对艾滋病的恐惧、面对旁人的偏见和误解,还得自费购买价昂的医药费。每个月平均需花费新加坡币一百八十元至两百元不等(相当于新台币四千三百至四千八百元左右)购买药物,金额依个人病况而有波动,有人甚至需支付新币近一千两百元(约新台币两万七千元)的药费。
经济压力是压垮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,许多负担不起的患者选择消极面对,仅剩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财富,全数交出让病毒恣意挥霍。
诚心投入 解决贫疾
占地面积仅比台北市大二点六倍的新加坡,有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慈善团体在为民众服务,补助艾滋病患医药费的慈善团体不只有慈济,但慈济却是不分种族、宗教,只要达到补助标准就给予帮助的慈善团体。
慈济从传染病中心接收个案提报后,开始提供医疗补助,志工并到个案家访视,也举办「心莲之约」与他们联谊谈心,让他们有机会敞开心事、相互支持。有患者长期受到鼓舞和关怀,身心状态良好时,也投入慈济活动或者参与环保志工。
2010年,新加坡政府卫生部修定保健基金(Medifund)条例,开始补助艾滋病药物,这消息对爱滋患者而言是一大福音,他们在保健储蓄、健保双全医疗保险和保健基金(Medisave、Medishield、Medifund,简称3M)可以负担的情况下,普遍都可自行支付医药费,无需慈济的补助。
因此慈济补助艾滋病医药费的重心,渐渐从民间的患者转移到3M被政府冻结的受刑人身上,林祖慧说明:「感染爱滋的受刑人没有3M,几乎买不起药物,往往因为并发症死在狱中,他们很需要外界的帮忙,所以2009年起我们受樟宜监狱邀约,正式补助受刑人的艾滋病药物。」
重返小区 长路陪伴
慈济志工目前投入樟宜女子监狱、集管区A、集管区B(Changi Women's Prison, Cluster A & Cluster B)三个监狱的课程,近一百位罹病的受刑人参与课程,约五十六位接受慈济补助医药费。
林祖慧在每趟课程结束,都会到办公室与监狱官互动,分享受刑人在课堂上的反应和回馈,「我也曾邀请他们观赏慈济志工的经藏演绎,并沟通如何在狱中落实环保。」后来狱方在集管区A和集管区B都摆放了狱友亲制的陶瓷杯,供志工取用,还邀请林祖慧每个月底为即将出狱的受刑人倡导艾滋病防治。
彷佛在为走进监狱做预习一般,志工陈泉丰首次在小区参与访视就是接触艾滋病患,洪德谦甚至在访视过程中,遇过一位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艾滋病患。
「我们认识三个多月的时间,他因为同时罹癌,癌细胞扩散后往生。我陪他走完生命最后一程。」洪德谦当时还是个游走四海的商人,闲暇时间做慈济才认识这位个案,互动过程让他感触很深,「我常想着假如我是他,这时候我在哪里?」他觉得自己彷佛也死过一次,只是捡回一条命,「重生后,我百分之九十时间都在做慈济。」
重建希望 走出高墙
慈济提供紧急补助,让更生人可以重返社会生活,鼓励他们与家人修复关系。林祖慧也会和志工前往中途之家分享或带活动,「希望让更生人认识慈济,未来在他们有需要协助的时候,会记得找我们。」
从更生人Lily和Madan的求助中,林祖慧确信必须持续追踪他们的状况,「若不跟进,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真正面临的问题。」
三十八岁的Ivan(化名)前阵子出狱,原本想继续自暴自弃,想起志工的静思语课程,让他开始对未来有正向的看法,目前已找到工作重返正轨。
在现实的考虑之下,他向雇主保留了曾入狱的过往,他说:「老板对我很好,他知道我有爱滋,抵抗力差,我曾经生病三个月不能工作,他还是愿意让我继续做。」
感染艾滋病的更生人要重拾生活,困境仍在;艰难的时候,志工形成承接他们各式状况的网络,倾听心事、给予支持,陪着他们慢慢走。
Lily曾经说:「我见到以前的朋友,他们问我要不要帮忙兜售毒品,我说不可以!我不要再碰毒品了,最糟糕的是还会染病。这是一个很失败的经验……我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下去,只想好好生活。」
您忽然回想起那天多虑的握手经验,您和他之间彷佛有道隐形的墙;这道墙从他犯刑的时候就开始砌起,而后有无数个如您一般带着淡漠和歧异眼光的人,一次次在为墙添砖。
如今,他们正努力从高墙走出。给予善意的支持和培养健全的艾滋病知识即是助一臂之力;终有一天,墙会塌毁,暖流会在彼此之间流动。
(文:萧耀华、郑雅嬬 本文摘自《慈济》月刊575期)